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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京津冀一體化的主要障礙是體制

            3月10日《新京報》評論員艾君撰文說,京津冀一體化須先破觀念“壁壘”,文章說,“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的信念往往被地方官員理解為在我所領導的范圍內“肥水不外流”,試圖把所有的掙錢的項目都拿來,增加經濟指標,搞自己“大而全”的經濟獨立,所以,要想實現京津冀地區一體化,首要的是打破傳統計劃體制下的舊觀念的“壁壘”,相對淡化行政色彩,逐漸拋棄這種為了提高目前經濟指標而忽視長遠利益的觀念。

              筆者對艾君的意見有不同看法。

              毫無疑問,傳統計劃體制下的舊觀念的“壁壘”是必須打破的,對于實現京津冀一體化確實是很重要的。但是,首先,當京津冀一體化的問題提出來的時候,雖然深化觀念的變革仍然很重要,但“舊觀念的‘壁壘’”已經被打破了。誠如艾文所說,“京津冀一體化”已成“兩會”熱點;國家有關部門以及三省市的有關官員“紛紛表示”要“積極推動”;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動員大會特別提出,規劃修編將不再局限于現有行政區劃的范圍,必要時將跨區域進行研究,規劃中“注意留出與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的結合點和建設接口”。據筆者觀察,包括統籌區域發展在內的“五個統籌”的新的科學發展觀,實際上就是中央在總結概括各地干部群眾的實踐經驗、理論探索的基礎上提出來的,對于實現區域一體化這樣的有利于地區之間協調發展的舉措,人們可以說是盼望已久、望眼欲穿了。在很大程度上,能不能實現這個一體化早就不是一個觀念的問題,而是體制的問題了。

              其次,也誠如艾文所描述的那樣,以鄰為壑的“舊觀念”實際上是“傳統計劃體制下的舊觀念”,雖然傳統計劃體制已經在相當大的范圍內被打破了,但是,“為官一任”只能在行政區劃范圍內“造福一方”的計劃體制,似乎沒有任何改變。這是一個無比堅硬的體制,“地方保護主義”也好,“諸侯經濟”也好,都是它的產物。毫無疑問,“舊觀念的‘壁壘’”也來自于它,有這樣的體制,才有這樣的觀念。——這個體制不僅在京津冀地區是一體化的障礙,即使在改革開放的步伐邁得比較早、比較大的珠三角、長三角地區也還是障礙。雖然人們的意識可以超前,但在這樣的體制還存在的情況下,即使像艾文建議的那樣打破了舊觀念的壁壘,******里的人只能按照體制辦事,總不能讓他“違規”甚至“違法”吧?

               所以,對人們講“區域經濟一體化”是多么重要,可以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;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、在新的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加快發展的今天,最重要的是,我們應當積極行動起來,像十六大報告所要求的那樣,“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沖破,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堅決改變,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”,不僅從理論上,特別要在實踐中大膽探索,努力打破體制的障礙,從而真正加快京津冀一體化的步伐。

              實際上,許多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地區間開放市場,打破部門、行業壟斷、地區封鎖和戶籍限制等等措施。筆者認為,現階段應該在更深的層次上去突破體制障礙,比如,早有學者建議將我國的增值稅從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的增值稅,這一改革將會使現階段的地方保護主義變得沒有必要。比如,在政績考核包括政府統計部門的指標體系的設計中,應當努力淡化乃至消除地區間壁壘的指標,使政績考核的導向作用為促進和實現區域一體化服務。再如,如果我們能夠再大膽一點,為什么不可以設想,把京津冀合并為一個新的“直隸省”(可以仍叫河北省),把北京市、天津市降為省轄市,把首都北京定位為像華盛頓那樣的特區呢?如果說從統籌經濟區域發展的意義上看這是合理的,那么,這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嗎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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